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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水稻之父”杨守仁教授提出的“搞育种先要搞栽培搞栽培

发布时间:2019-07-26 19:2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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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水稻所的创始人,也是我导师徐正进老师,和所长陈温福老师的导师。

  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搞育种,必须要有良好的栽培基础,优良的栽培方法和技术对育种十分重要,水稻是三分种七分培,所以要搞好栽培才能谈育种

  搞栽培要先走江湖,就是说,栽培要下基层实践,多走走,多看看,多学学,只有多了解,长见识,勤实践,才能做好栽培做好育种,天天在实验室是对育种没有用的,因为育种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工作。

  展开全部杨守仁,水稻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承先启后,对我国传统种稻经验进行了论证和实验,提出育苗先育根、稀播出壮秧、上粪犹用药,促中有控,控中有促等赋有科学内涵和辩证关系的技术概括;潜心开拓水稻籼粳亚种间杂交,理想株形和超高产育种三个研究新领域,积累资料,塑造论点,为深化我国作物栽培科学,提高水稻育种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杨守仁,水稻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承先启后,对我国传统种稻经验进行了论证和实验,提出育排行第二。童年时代曾上过私塾,从《三字经》读到《书经》。也断断续续地放过牛,粗知农活的艰辛。11岁以后,到舅家所在的皇塘镇读初级小学,后又就读于丹阳县立第一小学。毕业时蒙恩师周晓春先生的资助,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刚读完一学期便因“北伐”战争辍学而在家放牛。后来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毕业,即免试升入毋需缴膳宿费用的高中师范科。在此期间,他曾在南京市民众夜校兼课,教过不少失学的小商贩和尼姑。这使他对旧社会的阴暗面有了较多的了解。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留在校内附属小学任教。一年之后,积累了足够上国立大学一年有余的费用,便决心升学。终于1933年9月迈进了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大门。

  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极其艰苦努力的,寒暑假也留在学校,刻苦自学。三年级时,他曾荣获品学兼优的甲种奖学金。毕业时名列前茅,并获学士学位。随即被当时位于南京孝陵卫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以下简称中农所)派来的周拾禄先生选中,前往该所稻作系在赵连芳主任领导下任助理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烽火蔓延至淞沪一带,此时他正出差湖南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工作。不久,中农所西迁长沙,后又转迁四川。他因兼任湖南省衡阳稻场主任而留在湖南。当时他主持“南特号”水稻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兼办农贷。后来日本侵略者迫近长沙,他为了不使大量稻种资敌,决定提前发给农民,并于事毕之后,赶赴西迁沅陵的省农业改进所交代。不料所方竟以所属推广人员已全部遣散,拒绝报销已发工资,不得以他只好借款赔清了结。沅陵交账之后,他星夜赶回衡阳,料理稻场疏散事宜。尔后取道广西、贵州进入四川,抵达成都,即在中农所四川工作站工作。此行千里跋涉,在兵荒马乱中,备尝了当时人民颠沛流离之苦。

  八年抗战时期,四川等地是当时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主战场。那时杨守仁正值英年,又无家属拖累,因而经常出差在外,从事调查研究和技术推广。他主持过西南五省水稻良种的区域试验,也参与了川南地区创建双季稻制度。因此他曾到川南、川东乃至川中各地多次进行考察,并写成《旱年种稻法纲要》等文章,为嗣后这一地区的开发做了不少的基础性工作。

  1944年,杨守仁离开中农所,参加了设在中央训练团的台湾班。1945年抗日战争刚结束,他便由重庆乘轮东下,转赴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先是陪同卢守耕先生接管台湾省糖业试验所,后又去嘉义支所,并被任命为该支所所长。第二年即1946年他在该支所发现高抗稻瘟病的粳稻品种“光复1号”。这在粳稻品种中还是第一例。1947年他考取公费留美,于该年年底到达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一年后因成绩全“A”而免试获硕士学位,又因提出“田间试验缺区估计新方法”较当时生物统计界权威F.耶茨(Yates)的方法显为简便而被J.H.托里(Torrie)教授留为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在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读完了以农艺为主系、植物生理和植物病理为辅系的为研究生开的高级课程,并完成了题为《某些气象因素对大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的博士论文。当1951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时,托里教授曾留他继续在美工作,但他认为“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终于1951年春取道香港归国。先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至济南的山东农学院,1953年春奉命支援边疆,被调到今天的沈阳农业大学。现任一级教授,并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可招收作物栽培专业博士生的导师。

  杨守仁从1951年春归国至今,已执教四十个春秋。作为新中国的农业教育家,他衷心拥护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常讲教书不能误人子弟,要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弘扬正气,言传身教。他认为“教不严,师之惰”是我国传统教育经验,并常以“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等古训来鼓励人们。在宁夏,至今仍流传着1963年他在那里所说的“搞育种先要搞栽培,搞栽培先要走江湖”的名论。四十年来,他的直接和间接学生已遍布华夏各地,不少已担当起一方面的重任。

  作为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曾多次受到极不应该的对待。特别是“”时期,他痛失了妻女,自己在劳动期间也曾“休克五小时、大小便失禁”。但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始终未忘怀于所从事的工作,并深信公道自在人心,过了冬天就是春天。

  作为新中国的作物科学家,他发扬了浙江大学校训“求是精神,”做到了敢于坚持直理,说老实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认为苏联的“5”分制未必就比百分制好;在“”中,他坚持反对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认为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所造成的。1978年2月在武昌参加植物远缘杂交会议后,他根据“玉米稻”不强调杀雄、玉米花粉管在水稻柱头上长不下去、后代无远缘杂交常遇到的困难以及它本身毫无玉米性状等理由,写出了《我所知道的“玉米稻”》一文,后来在1985年的《作物杂志》上发表,明确指出当时所谓“玉米稻”是靠不住的。1984年在连年丰收声中,他预感到轻视农业必将遭到又一次惩罚,为此连续写了三篇《粮食危言》,力陈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爱国爱民之心,经常跃立于纸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他真切地感到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1978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后来又被聘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部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水稻研究所理事。1981年9月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专程到沈阳农大视察,随即一次拨款30万元资助杨守仁开展“水稻理想株形育种的基础研究”。1984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1987年他主持的籼粳稻杂交育种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获农业部老有所为精英奖。在荣誉面前,他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除又招收四名博士研究生外,老而笔耕不已。1989年78岁时,他终于完成了《水稻高产栽培及高产育种论丛》书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同年10月还参加了中国水稻所落成典礼暨稻作科学讨论会,并亲自宣读了有关水稻超高产育种的新理论的论文,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钦羡。

  作为新中国的一位水稻科学家,他的影响面是很大的。除撰写书籍、论文之外,他曾兼任过二十个以上的学术团体的职务,并是多届沈阳市和辽宁省的人大代表,五届和六届省人大常委。自70年代以来,他应邀讲学的地方多达10来处,遍及祖国各大城市。他曾连任多年的沈阳市水稻科技人员培训班的主任和盘锦农垦局的顾问。

  杨守仁大学毕业后在中农所工作了8年。这使他有机会亲聆我国水稻界前辈赵连芳、卢守耕、周拾禄、朱凤美等先生的教诲,并得到同辈胡仲紫、柯象寅、吴鸿元等先生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陈永康、崔竹松、姜德玉等劳模和众多水稻工作者的接触也较频繁,因而较早地熟悉了各地水稻栽培的实情和问题;他在大学和留学期间,对农艺、植物生理、植物病理、生物统计和农业气象等学科多有钻研;加上编著、审稿和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因而逐步地使他成为一位基础坚实、学识广博、经验丰富而又能融栽培和育种于一身的水稻科学家。这对他得以承先启后,在弘扬我国传统种稻经验方面做出一番贡献,是大有关系的。

  他常说,作物栽培这一学科的精华在于辩证运用。在耕作改制方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便研究过我国两季稻的种类和分布,四川冬水田的开发利用和南方稻区发展绿肥的重要性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除坚持“北粳南引”的研究外,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建议先在长江流域下游各地推行籼稻改粳稻,以满足京、沪、宁、杭各大中城市的需要。在水稻栽培生理生态方面,除以现代科学阐明“稀播培育壮秧”、“育苗先育根”、“肥田宜稀”、“用粪犹用药”和“节水种稻”等传统种稻经验外,他很强调“水稻的半水生性”、“水层在水稻栽培上的作用”、“源足、库大、流畅”和“根粗与抗旱性的关系”等论点。近年在穗大的物质基础及其不利的一面等研究,以指导今后水稻的高产更高产也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至于在水稻的生产管理方面,除早年发表过有关旱年种稻的生产技术外,还著有《我国各地稻作的安全生育期》、《水稻铲秧早插的好处和作法》、《从自然条件看我国北方的水稻栽培》、《评水稻“V”字形施肥法》等重要论文。特别是对水稻栽培的促控技术,尤具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叶色变化规律在水稻栽培上至关重要,是水稻高产量、高效益的中心问题,但叶色变化并不是目的,促进或控制要审时度势地运用,达到生长稳健、内外协调从而获得高产的长势和长相。他从各地的实践中总结出“促中可以有控、控中可以有促”的新经验。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方面,他认为辽宁省早年学习朝鲜的大垅栽培、畜力中耕的做法是合乎当时需要的。我国辽宁丹东地区从水稻瘟病较重,多年的经验认为穗肥要早施、少施甚至不施,日本专家无视我国传统种稻经验,强要重施穗肥,因而遭到了严重失败。日本专家在公主岭搞的水稻高产试验是成功的,但第二年他们归国后,我国在控制后提早复水的做法也是正确的。此外他还写了《对当前水稻群体问题的讨论》、《论水稻要有一个较长的长粗时期》、《培育大穗十要》等论文都深为同行重视。他的高年之作《对水稻高产栽培上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一篇融汇古今中外水稻高产栽培经验的精心论述。

  他主编或撰译过许多作物栽培或与水稻有关的科技书。1957年他与李竞雄、周可涌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作物栽培学》,后来又参加了《中国水稻栽培学》和《东北水稻栽培》等著作的编写。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稻条目主编之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副主编。他还于1984年访问日本后,组织有关人员译校了水稻名著《稻的生物学》。特别是他自己先后完成的《水稻专题讨论文集》和《水稻高产栽培及高产育种论丛》两本讨论性专著,其内容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并体现了他的博而能约和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撰写风格。

  杨守仁不仅是水稻栽培学家,也是一位农业推广的专家。早年他曾在湖南衡阳主持过“南特号”的大面积推广,后来在川南又参加发展双季稻的开创工作。留美回国以后,边教边学,一直坚持常到生产第一线,并兼任农场顾问。他还编写了好几种科普读物。他对生产的关心,人所共知,因而来往信、电也较多。1954年江淮地区闹大水,延至8月水退。他身在沈阳,心系黄淮人民。曾连夜拟成长电,通过农业部发往沿江各地,指出时届八月已不宜再补种晚稻,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损耗。

  正因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生产、编著、审稿、学术活动等方面,几十年如一日,一年忙到头,经常夜以继日,对家事全然不管,以至对三个子女都曾得过麻疹,竟然一无所知。这使他对已去世十余年的伴侣,今天仍然异常怀念和感激。

  灿稻和粳稻是栽培稻的两个亚种,二者有细胞遗传的和形态生理的明显差异。如何把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尽量淘汰两方面的缺点,是水稻界梦寐以求的大事。杨守仁早在留美期间对此就有准备,1951年春刚到青岛山东大学农学院时,便有意识地进行籼粳稻杂交育种的基础研究。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伊始,在丁颖教授的支持下,杨守仁便得到该院的资助,在沈阳继续开展此项研究。1959年他发表了《籼粳稻杂交问题之研究》(农业学报),1962年又在《作物学报》上刊登了《籼粳稻杂交育种研究》的续编。文中提出籼粳稻杂交育种的难点在于后代结实率低和性状不稳定,但可通过生物学的方法加以克服,尤以多次杂交最为有效可靠。并认为复交胜于回交,因为前者可以有针对性的继续改进和扩大遗传基础。籼粳水陆稻杂交与籼粳稻杂交的情况则相似,都有可能育成适合我国北方需要的水旱两用品种。他相信,将来许多地方的栽培稻将是籼中有粳,粳中有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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